所以文化在不断地变化，我们过去建立起这100多年的金融历史如果不保护好的话，可能在瞬间就会坍塌。
那么，随着近期以来短期资本流入的放缓甚至转为流出，通过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补充国内市场流动性，无疑就是一种非常自然的选择。今年以来，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严格遵循了定向宽松这一特征。
当然，如果经济下行的压力超过预期，那么全面降准的幅度可能更大。 2014年第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速仅为7.3%。居民消费与企业投资的疲软态势仍在持续。第四，如果不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宏观经济的下行将会导致企业债务负担的加剧。但受制于财政赤字上限的掣肘，以及经济减速本身会造成财政收入下降，因此财政政策的力度终究有限。
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受困于二三线城市的过度供给，去库存化的压力意味着本轮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不会很快结束，房地产投资仍将持续低迷态势。因此，很难指望未来出口增速将会继续显著改善。而且要求股东必须具备相应的从业能力，把所有者和经营者的职责混淆了。
在中国现行的监管环境下，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自主选择，当然就不会有成熟的市场主体。此间夹杂着在一级、二级市场内幕交易套利的黑幕。大量人为制造的信息不对称成为金融欺诈的主要手段。这种价值比较，在开放的贸易投资条件下，是国际间贸易品（商品和服务）和投资品的购买力比较所决定的。
涉及法人单位利益的监管政策鲜有征求被监管对象的意见。现代银行信贷标准化、精准化，使大量的资金富余者与资金需求者通过银行中介而实现各自需求和价值，使分散的资金来源转变成集中的资金投入，使未来长期的现金流转换成一次性的巨大投入。
超出实体经济回报率的货币资产成本，总体上看都是货币行为的扭曲。这五条一出来，我们看到这塑造的不是一个现代市场经济的金融主体，而是把金融拉回到钱庄时代。同时严控建设用地、严格建设规划，从源头控制土地的供应，同时对房屋的乱搭乱建有严格的社会监督和邻居监督。表现在形式上运用分散风险的手段却并未实质性分散风险，而是制造了更大的信息不对称和风险管理难度，表现在各种创新工具并非为投资者和融资者考虑，而是为关系人通过制造新的信息不对称使内幕交易合法化。
而直接融资是投资收益和风险在投融资者之间互相分配，形成一系列复杂的债权、股权、债转股等投融资产品。这种机制可以把国有资产、项目的收益，使关系人获得最大收益并将风险转嫁给可以承担的主体。在2009-2013年间，由于央行一度以控制CPI作为重点目标，而又未针对CPI上涨压力的构成作科学分析，把CPI上升简单作为一种货币现象，试图通过控制广义货币投放来达到目的，事实上，当时的CPI上升主要是外源型、成本推动型的价格反映，并不是货币过多所致。这些年来，一段时期政府主导下放纵平台贷款，结果给一些地方政府带来债务危机。
存款利率放开的空间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大，存款利率中的单位定期存款通过所谓协议存款和存款理财化已部分放开利率，商业银行在存款竞争中大量发放的各种贴水，客观上已经使存款利率上浮，中国企业票据存款和居民活期存款的利率也普遍高于国际水平。银行监管也在管法人、管风险的概念下无限延伸，不仅高管人员的资格审查变成事实上的事先审定，列席董事会、股东大会时则随意作出指示。
中国的金融创新在第一方面有极大成功，基本跟上了国际金融体系技术进步的步伐。所以说，购买力比较是汇率的基础。
因此，货币的供求应在广义的信用创造下来定义，而不仅是以M0、M1、M2来定义。在金融市场上的各种投融资行为中，用什么方式融资、用什么方式投资，取决于项目内在的资金运动结构、收益与风险结构。在中国的金融创新中，还创造了浙江温州的所谓金改试验区。进入专题： 金融 。这些年来中国的金融管理部门总认为弱势群体金融服务不足，主要是机构问题。因此，中国的普惠制金融问题，不是机构问题而是机制问题。
金融市场的主体本来就是为盈利而来，不应带感情。当资产交易所需的货币资产不足时，当人们在各种因素下引起流动性偏好增加时，货币作为资产的稀缺性增加，引起货币资产的价格升高。
在金融机构作为投融资中介活动中，在完全充分的直接融资（筹股或发债）与完全充分的间接融资（通过银行）之间，形成一系列过渡的融资形态，包括信托、基金等等。金融创新的本质是对跨时空的价值转移，建立起收益和风险分配方案，对利益相关者作出权益安排并形成法律保证的体系。
当购汇成为国家向国内经济投放人民币的主要渠道，导致人民币购买力不断下降的压力。第二，堵前门、开后门，人为制造信贷的紧缺，驱高整个经济资金交易成本，从而为非正规金融机构或民间高利贷大开方便之门。
一旦这个前提成立，就是潜在的有效需求，增强信用只是对信息不对称和抵质押不足的有效替代而已。这批试点规定了五个条件（要有自担剩余风险的制度安排、要有办好银行的股东资质条件和抗风险能力、有股东接受监管的具体条款、有差异化的市场定位和特定的战略、有合法可行的风险处置和恢复计划，即订立生前遗嘱）。外汇管理的误区 外汇的本质属性是国际商品和服务交易的媒介、国际间投资的媒介和国际价值储存手段。这就会扭曲资产市场的价格关系，提高所有经济活动的财务成本。
对于成本高、风险大、信息不对称、抵质押不足的所谓弱势群体，按照利息覆盖成本、利息抵补风险的原则，显然会用较高的差别利率，这不能算不公平。中国的外汇管理政策的误区在于：第一，在外汇管理制度中，人为隔离了国际与国内两个市场的价值联系，重创汇而轻用汇、重政治效用而轻经济效用。
现有扎根在乡村的农村金融机构、服务机制一变，天地就宽了。第二，各级政府三十多年来一直实行出口导向的政策，不切实际地鼓励创汇行为。
按照上述原理，中国货币政策的误区是显然的。在任何主权国家，当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无法解套时，量化宽松则是最直接可行、短期成本最小的选择。
企业要么停摆，要么高利贷融资，这就是2010-2013年非正规金融机构风起云涌的宏观政策背景。当经济结构需要调整，出口导向战略需要调整时，几十年出口贸易政策所形成的复杂的利益关系，形成刚性，无法调整。这种需求偏离了房地产的本性。其机构和渠道的密度是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比拟的。
打造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制环境，减少农村金融交易中的道德风险和法律风险等。企业在专业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基础上发育的所谓新型信用合作组织，目前进展不大，原因在于这种资金合作的形态，已越来越背离现代金融体系向农村地区发育的大趋势。
这些年在证券领域的创新也基本上是包装上市通过市场圈钱，以解国企经营不善困难为目的。银行这样一个最需要有限责任的企业，却要承担无限责任。
最后的共识是，走国际通行的打造现代社区银行的道路。金融创新常常成为中国金融体系最大的黑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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